上海免疫学研究所郑所长（上海免疫学研究所地址）

本文目录一览：

• 1、说出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10名，并介绍其主要成就！！！
• 2、臧敬五先生对科研做出了哪些贡献？
• 3、藏敬五先生对科研做出了哪些贡献？
• 4、克隆技术造福人类
• 5、上海足不出户可以小区走动吗
• 6、郑为之的介绍

说出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10名，并介绍其主要成就！！！

曾士迈

1926年4月生于北京。194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8年7月 北京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毕业

1948年8月 北京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助教

1949-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助教

1953-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讲师

1960-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副教授

1964-1966 农业部派往越南执行文教援越任务

1974.11-1975.2 农业部派往墨西哥稻作生产考察组组长

1980-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教授

1980-1995 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副主任、系主任，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研究所所长，北京农业大学学报主编等职。

1995年至今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

1995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8-1953 为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植病防治等课带实验，带毕业班生产实习。

1953-1964 先后主讲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病理学、植物免疫学、农业植物病理学。

1974-1979 植物病理学（三年制，工农兵学员）。

1980-1987 植物免疫学、植物病害流行学（均为大学生课和研究生课）。

1988-1995 植物免疫学、植物病害流行学、植保系统工程（大学生课和研究生课）。

1995至今 植物病理学进展、植物抗病性专题（研究生课）。

获奖情况

1960 北京市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委

1987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植物病害流行电算模拟

国家教委

1987 国家自然科学奖 小麦条锈病流行体系

国家科委

1989 国家级优秀教师队伍

国家教委、人事部、中国教育工会

1989 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市级奖

北京市政府

1989 北京市优秀教师

北京市政府

1989 政府特殊津贴

国务院

1989 农业部首届优秀教材优秀奖《植物病害流行学》

农业部

1990 全国首届"兴农杯"优秀农村科技图书一等奖 《小麦病、虫、草、鼠害综合治理》

科技日报、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

199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优秀教师队伍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1996 农业部第二届优秀教材一等奖《植保系统工程导论》

农业部

1997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植保系统工程导论》

农业部

主要著作

1960 植物免疫学 林传光 曾士迈等编 农业出版社

1986 植物病害流行学 曾士迈 杨演合作编著 农业出版社

1989 植物保护（农业科技现代丛书） 曾士迈编 安徽科技出版社

1990 普通植物病理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曾士迈 肖悦岩合编 电大出版社

1990 系统科学在植保研究上的应用 曾士迈 庞雄飞合编 农业出版社

1991 农业植物病理学（全国统编教材）第二版 修订组组长曾士迈 农业出版社

1991 小麦病虫草鼠害综合治理 李光博 曾士迈 李振歧主编 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4 植保系统工程导论 曾士迈 赵美琦 肖长林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5 植物免疫学（全国统编教材） 李振歧 曾士迈 商鸿生主编 农业出版社

1998 植物抗病育种的流行学研究 曾士迈 张树榛 科学出版社

1953-1998 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社会活动

曾任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1991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植保土化学科组召集人（1994止）、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1997止）、北京市政府顾问团植保组组长（1997止）、北京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1997止）等，现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报主编、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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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宗璜

周宗璜，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他在高等真菌分类和个体发育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是中国高等真菌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粘菌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并率先对人参病害进行了研究，填补了我国空白。

简历

1904年8月27日 生于浙江省吴兴县（湖州）。

1920—1923年 上海青年会中学。

1923—1924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理学院。

1924—1928年 南京东南大学（即后中央大学）农学院。

1928—1929年 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助教。

1929—1934年 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

1934—1937年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同时兼任中国大学生物系主任。

1937一1938年 成都四川省病虫害防治所所长。

1938—1941年 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组主任。

1941—1946年 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教授。

1946—1948年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门委员会主任秘书，其间兼中正大学教授。

1948—1949年 农林部棉产改进处简任技正。

1949—1952年 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华东农林部特产处副处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副主任。

1952—1959年 公主岭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植物保护系主任。

1959—1962年 吉林特产学院教员。

1962—1981年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系主任。

1981年9月24日 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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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叔群（1902--1970）福建福州市人。真菌、植物病理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门从事林业植物病理和粘菌、真菌的分类研究，以及中国粮棉作物--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的研究。建国以后，在他的倡导下实现了人工栽培食用、药用真菌，还成功地运用生物防治的科研成果，大面积防治森林虫害，为中国真菌学开拓了道路。他所发现的4个新属120个新品种为国际所公认，列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的《真菌字典》中。曾发表论文70多篇，专著有《中国的真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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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维蕃

Qiu Weifan

(Chiu Wei-Fan)

1912．5．15～

植物病理学家。1912年5月15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植物病理学系。1948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简历

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农业大学一级教授,植物病理专业主任。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理事长,国际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选入国际名人录,并被选为国际传记中心管理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 四十年代开始从事真菌分类、 生理和栽培研究, 五十年代还开展了植物病毒学和生物诊断研究。 对十字花科和茄科蔬菜作物的病毒病理学以及防治基础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对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和华北小麦丛矮病的病原学,流行规律以及防病增产措施,都做了大面积的防治试验。另外提出研制抗病毒诱导剂可行性的理论依据,并据此研制出 NS-83增抗剂,用以抑制番茄和烟草病毒病有显著抑病增产效果,已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其作用机制研究获国家教委技术进步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植物病毒学》专著。在真菌学上,他是国际上最早发现真菌异核现象者之一;在食菌分类和栽培的基础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主要论著有《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毒学》,《中国食菌及其栽培》,《中国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植物诱导抗性及83增抗剂的研制,作用机制和应用》,《中国丝条状病毒及其导致的病害》,《农园植病谈丛》 等百余篇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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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联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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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理学家。福建龙岩人。1958年毕业于福建农学院。福建农业大学教授。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水稻病毒的种类、分布、为害、传播测报与治理，其成果被誉为是“对世界病毒作出了新贡献”；发现一种新的水稻病毒——水稻簇矮病毒，受到国际稻病学界的高度重视；报导的水稻齿矮病毒和东格鲁病毒均系中国新记录；三种病害的及时发现，有力地控制其蔓延，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水仙、甘蔗、福建烟草、蕃茄和香蕉等植物的病毒种类、分布、发生和治理措施，报导了9个中国新记录和5个中国大陆新记录。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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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亮东（1900-1974年），别号立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朗镇大车人。1935年被选派到美国奥列贡大学研究院学习植物病理及真菌学，1937年获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获美国生物学会授予荣誉会员及美国植物病理学会金质奖章一枚。回国后，一直从事植物病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华南农学院教授、广东农林处处长、华南农学院植保系系主任、华南农学院湛江分院副院长、广东植物病理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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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 字观亭，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

1893年5月4日生于湖北省江陵县, 1973年1月3 日卒于北京。1911考入清华学堂预备班，两年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学。1918年毕业，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年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南京第一农业专科学校、广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东南大学和金陵大学。1934年赴美国纽约植物园生化实验室和康乃尔大学植物病理系进行客座研究。1935年任清华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兼任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主任。他仍继续真菌分类研究。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和植病研究室主任，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所长，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为理事长和《植物病理学报》主编，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会员。

戴芳澜在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和植物病理学等方面发表论文和著作50多篇，为中国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1930年，他发表的“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的论文，是中国真菌学家首次报道的真菌新种，是真菌学在中国创立的标志。他与B.O.道奇(Dodge)合作对脉胞霉 (Neurospora) 的分类和细胞遗传学研究成果是真菌学的经典文献。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中国真菌总汇》和《真菌的形态与分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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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齐望

简历

1904年1月16日 出生于浙江省定海县。

1930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

1930—1933年 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助教。

1933—1935年 任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士。

1935—1937年 留学于日本九州大学农学部。

1937—1938年 在家乡定海简师任教。

1939—1941年 任上海南通学院讲师。

1942年 任苏北南通学院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1945—1946年 任浙江省定海县立中学教务主任。

1046—1948年 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

1948—1949年 任中正大学教授。

1949年 任浙江省舟山中学校长。

1950—1952年 任南昌大学教授。

1953—1968年 任江西农学院教授。

1971—1979年 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教授。

1979—1982年 任江西农业大学教授。

1982年4月13日 在南昌逝世。

主要论著

1 黄齐望．粟黑穗病对于粟株生长及收量的影响．昆虫与植病，1935，3：234—235．

2 黄齐望．烟草疫病菌〔phytophthora nicotianae（speg．）De Hann〕与木霉菌〔Trichoderma lignorum（Tode．）Harz〕拮抗作用之研究．中华农学会报，1937，162：43—50．

3 黄齐望．烟草立枯病菌之研究史略及防除法．农学月刊，1937，4（2）：34—42．

4 黄齐望．1936年植病界新发现之植物细菌病．农报，1937，4：901—902．

5 黄齐望．植病界溶菌素研究概况．昆虫与植病，1937，5：368—375．

6 黄齐望．植病研究上土壤温湿度之调节装置．昆虫与植病，1937，5：478—483．

7 黄齐望．中国棉麻病害要览．上海新农出版社，1952．

8 黄齐望．1955年江西境内所发现的几种作物病害．江西植保通讯，1955，2：21—23，4：24．

9 黄齐望，欧阳谅．江西十字花科根肿病的观察和防治意见．植物保护通讯，1955，8：1—4．

10 黄齐望，陈善堃．棉花缩叶病调查．植物保护通讯，1954，5：10—11．

11 黄齐望，欧阳谅．江西作物病害名录．江西农学院学报，1957，1—10．

12 黄齐望．油菜对菌核病的抗病性和病菌寄生性初步调查．江西植保通讯，1957，3：1—4．

13 黄齐望，刘安国．都昌棉花雷害调查．江西农学院科学研究汇刊，1959，128—132．

14 黄齐望等．江西农业病虫害病害部分．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

15 黄齐望，陶承祥．草皮、草木灰及几种矿物质对于稻瘟病菌的抑制作用．植物保护学报，1962，1（3）：326—327．

16 黄齐望，李富文等．油菜霜霉病的发生规律、病原生活力及防治研究．江西农学院学报，1963，74—82．

17 黄齐望，陈菊芳．南昌郊区辣椒两种炭疽病菌的初步研究．植物保护学报，1964，3（3）：317—318．

18 黄齐望．江西桑寄生调查．植物保护，1964，2（6）：267．

19 黄齐望，李富文等．棉角斑病种子带菌研究．江西植保论文选集（病害部分）1965，39—41．

20 黄齐望．棉花根肿的观察和预防．江西植保论文选集（病害部分），1965，42．

21 黄齐望，夏林元．蚕豆赤斑病病原菌的研究．植物保护，1965，3（2）：62．

22 黄齐望等．水稻病害的诊断和防治．江西人民出版社，1975．

23 黄齐望．江西经济植物病害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24 黄齐望，刘安国．南昌郊区水稻菌核菌鉴定．江西植保，1978，1：42—44．

25 黄齐望．观察安义县水稻凋萎型白叶枯病纪要．江西植保，1978，1：18，2．

26 黄齐望．植医须知（一）江西植保，1978，1：46—49．

27 黄齐望．植医须知（二）江西植保，1978，2：42．

28 黄齐望．植医须知（三）病菌接种．江西植保，1979，4：50．

29 黄齐望等．稻条叶枯病概观及分生孢子促成研究．江西植保，1979，2：27—29．

30 黄齐望．植医须知（四）稻叶斑病害鉴别法．江西植保，1980，4：47—50．

31 黄齐望．防治植物病毒病的化学治疗剂研究近况．江西共大学报，1979，1：53—57．

32 黄齐望．植物感染生理．江西共大学报，1980，1：41—43．

33 黄齐望，车慕贞，廖月华．诊断二晚黄叶病纪要．江西共大学报，1980，3，4：25—26，71．

34 黄齐望．江西近年升级的稻曲病．江西农大学报，1981，2：22—26．

35 黄齐望．论农药之祸及病虫害防治．江西农大学报，1981，3，4：34—41．

36 黄齐望．植医须知（五）菌类实验的准备工作．江西植保，1981，1：30—32．

37 黄齐望．植医须知（六），植病解剖的石蜡切片．江西植保，1981，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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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三

吴友三，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他在小麦抗锈育种上培育出十多个品种，对我国东北麦区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小麦秆锈菌生理小种分离、鉴定，小麦耐锈性特点和机制的理论研究上做出了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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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孔湘，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一生潜心研究柑桔黄龙病，首先证明黄龙病病原为病毒；首创柑桔繁殖材料热处理消毒方法；推行“无病虫栽培”技术，为振兴我国柑桔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

臧敬五先生对科研做出了哪些贡献？

臧敬五博士长期致力于免疫系统疾病的研究，在1993年以第一作者发表了关于T细胞疫苗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的研究成果，首次阐明了T细胞疫苗治疗的效果及机理，文章发表在《科学》期刊，为全球同行所关注。在此期间，臧敬五针对自身免疫疾病中各种致病T淋巴细胞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在国际上逐步形成了针对自身免疫T淋巴细胞致病机理从疾病模型、细胞功能、分子机制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体系。 2002年回国后，任职交大医学院及中国科学院，带领团队在自身免疫病领域进一步深耕，在《自然-免疫学》、《自然-医学》、《免疫》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优秀论文，曾获得科技部863项目，自然基金委重大专项，教育部重大专项及上海市科委连续的科研支持。臧敬五回国后的科研工作曾获许多奖项，如“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科院“百人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等。

藏敬五先生对科研做出了哪些贡献？

藏敬五博士对中国科研体制创新的贡献：

藏敬五博士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海归科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科研管理者，回国后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大医学院）及中国科学院，长期在上海工作，曾担任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大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院长，上海交大医学院医学科学院院长，创建了中科院健康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并任两家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在此期间，藏敬五充分发挥了其在美国及欧洲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的管理经验，结合当时国内转化医学研究相对薄弱，基础科学和临床研究脱节的现状，在科研体制创新，特别是转化医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藏敬五创建的健康科学研究所及中科院巴斯德研究所一直是基于转化医学的科研体制创新的典范。藏敬五作为外籍海归科学家曾两次获得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金奖一次，银奖一次）。

克隆技术造福人类

科学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但是，某项科技进步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和应用它，而不能因为暂时不合情理就因噎废食。克隆技术确实可能和原子能技术一样，既能造福人类，也可祸害无穷。一方面，它能给人类带来许多益处。诸如保持优良品种、挽救濒危动物、利用克隆动物相同的基因背景进行生物医学研究等；另一方面，它将对生物多样性提出挑战。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也是进化的动力，有性繁殖是形成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而“克隆动物”则会导致生物品系减少，个体生存能力下降。

至于人们担忧克隆技术一旦成熟，会有用心不良者克隆出千百个“希特勒”，或者克隆出另一个名人来混淆视听，则是对克隆的误解。克隆人被复制的只是遗传特征，而受后天环境里诸多因素影响的思维、性格等社会属性不可能完全一样，即克隆技术无论怎样发展，也只能克隆人的肉体，而不能克隆人的灵魂，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有着年龄上的差距。因此，所谓克隆人并不是人的完全复制，历史人物不会复生，现实人物也不必担心多出一个“自我”来。

[编辑本段]所有克隆的物品及克隆时间

绵羊:1996年，多利（Dolly）

猕猴:2000年1月，Tetra，雌性

猪:2000年3月，5只苏格兰PPL小猪；8月，Xena，雌性

牛:2001年，Alpha和Beta，雄性

猫:2001年底，CopyCat（CC），雌性

鼠:2002年

兔:2003年3-4月分别在法国和朝鲜独立地实现；

骡:2003年5月，爱达荷Gem，雄性；6月，犹他先锋，雄性

鹿:2003年，Dewey

马:2003年，Prometea，雌性

狗: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实验队，史努比（Snoopy)

猪:2005年8月8日，中国第一头供体细胞克隆猪

尽管克隆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克隆的成功率还是相当低的：多利出生之前研究人员经历了276次失败的尝试；70只小牛的出生则是在9000次尝试后才获得成功，并且其中的三分之一在幼年时就死了；Prometea也是花费了328次尝试才成功出生。而对于某些物种，例如猫和猩猩，目前还没有成功克隆的报道。而狗的克隆实验，也是经过数百次反覆试验再得来的成果。

多利出生后的年龄检测表明其出生的时候就上了年纪。她6岁的时候就得了一般老年时才得的关节炎。这样的衰老被认为是端粒的磨损造成的。端粒是染色体位于末端的。随着细胞分裂，端粒在复制过程中不断磨损，这通常认为是衰老的一个原因。然而，研究人员在克隆成功牛后却发现它们实际上更年轻。分析它们的端粒表明它们不仅是回到了出生的长度，而且比一般出生时候的端粒更长。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比一般的牛有更长的寿命，但是由于过度生长，它们中的很多都过早夭折了。研究人员相信相关的研究最终可以用来改变人类的寿命。

[编辑本段]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

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命科技，要不要尊重伦理学原则，要不要倾听伦理的声音？有关专家针对一些科学狂人在美国秘密克隆人的做法指出——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和难以解决的一系列法律等问题。

我国多家媒体近日转载了国外媒体报道的一条惊人消息：一群受邪教组织操纵的科学狂人，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大漠深处进行着一项克隆人的秘密实验。他们根据英国科学家创造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同样原理，从一个今年2月份夭折的10个月大的美国女婴身上提取细胞制造克隆人。据称，“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将于明年年底诞生。”

消息披露后，克隆技术及其带来的伦理学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如果这一消息属实的话，应当如何看待此事，如何正确地评价和思考这个问题，记者为此走访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部主任、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沈铭贤研究员。沈教授说：自1997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成功地克隆出“多利”羊后，国外不断有人在名利的驱使下，提出并试图从事克隆人的研究。尽管各国政府明令禁止，但与克隆人有关的报道近两年来不止一次见诸报端。但是，这次速度这么快，又与邪教组织有关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

痛失爱女的父母，希望通过克隆技术使女儿复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科学家借此进行克隆人的实验，就值得讨论了。沈教授认为：即使撇开邪教不谈，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就“克隆人”这一个体而言，他会生活在“我是一个死去的人的复制品” 这样一个阴影中，这对他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按照生命伦理学的观点，科学技术要从长远利益出发，造福整个人类。它必须遵循“行善、不伤害、自主和公正”这四项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多利”羊的克隆成功经过了200多次的失败，出现过畸形或夭折的羊。而克隆人更为复杂，无疑会遇到更多的失败，如果制造出不健康、畸形或短寿的人，将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沈教授指出：现在科学界把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两种。前者是利用胚胎干细胞克隆人体器官，供医学研究、解决器官移植供体不足问题，这是国际科学界和伦理学界都支持的，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用于治疗性克隆的胚胎不能超出妊娠14天这一界限。而对于生殖性克隆，即通常所说的克隆人，由于它在总体上违背了生命伦理原则，所以，科学家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和各国政府也都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即使克隆人真的诞生了，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编辑本段]克隆利和弊

选自2000年11月8日《文汇报》文字

我们所说的生物技术的利和弊主要指的是克隆，其利和弊是

利:1) 克隆技术可解除那些不能成为母亲的女性的痛苦。

2) 克隆实验的实施促进了遗传学的发展，为“制造”能移植于人体的动物器官开辟了前景。

3) 克隆技术也可用于检测胎儿的遗传缺陷。将受精卵克隆用于检测各种遗传疾病，克隆的胚胎与子宫中发育的胎儿遗传特征完全相同。

4) 克隆技术可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的损伤。成年人的神经组织没有再生能力，但干细胞可以修复神经系统损伤。

5) 在体外受精手术中，医生常常需要将多个受精卵植入子宫，以从中筛选一个进入妊娠阶段。但许多女性只能提供一个卵子用于受精。通过克隆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这个卵细胞可以克隆成为多个用于受精，从而大大提高妊娠成功率。

弊:1) 克隆将减少遗传变异，通过克隆产生的个体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同样的疾病敏感性，一种疾病就可以毁灭整个由克隆产生的群体。 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牛群都是同一个克隆产物，一种并不严重的病毒就可能毁灭全国的畜牧业。

2) 克隆技术的使用将使人们倾向于大量繁殖现有种群中最有利用价值的个体，而不是按自然规律促进整个种群的优胜劣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隆技术干扰了自然进化过程.

3) 克隆技术是一种昂贵的技术，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生物专业人士的参与，失败率非常高。多莉就是277次实验唯一的成果。虽然现在发展出了更先进的技术，成功率也只能达到2-3%。

4) 转基因动物提高了疾病传染的风险。例如，如果一头生产药物牛奶的牛感染了病毒，这种病毒就可能通过牛奶感染病人

5) 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将导致对后代遗传性状的人工控制。克隆技术引起争论的核心就是能否允许对发育初期的人类胚胎进行遗传操作。这是很多伦理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6) 克隆技术也可用来创造“超人”，或拥有健壮的体格却智力低下的人。而且，如果克隆技术能够在人类中有效运用，男性也就失去了遗传上的意义。

7) 克隆技术对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一个由父亲的DNA克隆生成的孩子可以看作父亲的双胞胎兄弟，只不过延迟了几十年出生而已。很难设想，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复制品，他（她）会有什么感受？

[编辑本段]克隆技术的起源

克隆是英文 clone的音译，简单讲就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但克隆与无性繁殖是不同的。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只由一个生物体产生后代的生殖方式，常见的有孢子生殖、出芽生殖和分裂生殖。由植物的根、茎、叶等经过压条、扦插或嫁接等方式产生新个体也叫无性繁殖。绵羊、猴子和牛等动物没有人工操作是不能进行无性繁殖的。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植物的繁殖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

克隆技术的设想是由德国胚胎学家于1938年首次提 出的，1952年，科学家首先用青蛙开展克隆实验，之后不断有人利用各种动物进行克隆技术研究。由于该项技术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研究工作在80年代初期一度进入低谷。 后来，有人用哺乳动物胚胎细胞进行克隆取得成功。 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博士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一只活产羊，给克隆技术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它突破了以往只能用胚胎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技术难 关，首次实现了用体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目标，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动物复制。研究克隆技术的目标是找到更好的办法改变家畜的基因构成，培育出成群的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可能需要的更好的食品或任何化学物质的动物。

克隆的基本过程是先将含有遗传物质的供体细胞的核移 植到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利用微电流刺激等使两者融合为一体，然后促使这一新细胞分裂繁殖发育成胚胎，当胚胎发育到一定程度后（罗斯林研究所克隆羊采用的时间约为 6天）再被植入动物子宫中使动物怀孕使可产下与提供细胞 者基因相同的动物。这一过程中如果对供体细胞进行基因改造，那么无性繁殖的动物后代基因就会发生相同的变化。培育成功三代克隆鼠的“火奴鲁鲁技术”与克隆多利羊技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克隆过程中的遗传物质不经过培养液的培养，而是直接用物理方法注入卵细胞。这一过程中采用化学刺激法代替电刺激法来重新对卵细胞进行控制。1998年7月 5日，日本石川县畜产综合中心与近畿大学畜产学研究室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利用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两头牛犊诞生。这两头克隆牛的诞生表明克隆成年动物的技术是可重复的。

什么是克隆？

克隆是英语单词clone的音译，clone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指幼苗或嫩枝，以无性繁殖或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杆插和嫁接。

如今，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克隆也可以理解为复制、拷贝，就是从原型中产生出同样的复制品，它的外表及遗传基因与原型完全相同。

1997年2月，绵羊“多利”诞生的消息披露，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头由英国生物学家通过克隆技术培育的克隆绵羊，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动物身上的一个体细胞，产生出与这个动物完全相同的生命体，打破了千古不变的自然规律。

什么东西可以科隆？

应该说有生命的都可以克隆。

现在已经克隆什么？

蛙:1962年，未成功。

鲤鱼:1963年，中国科学家童第周早在1963年就通过将一只雄性鲤鱼的遗传物质注入雌性鲤鱼的卵中从而成功克隆了一只雌性鲤鱼，比多利羊的克隆早了33年。但由于相关论文是发表在一本中文科学期刊，并没有翻译成英文，所以并不为国际上所知晓。（源自：PBS）

古代神话里孙悟空用自己的汗毛变成无数个小孙悟空的离奇故事，表达了人类对复制自身的幻想。1938 年，德国科学家首次提出了哺乳动物克隆的思想，1996年，体细胞克隆羊“多利”出世后，克隆迅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疑问：我们会不会跟在羊的后面？这种疑问让所有人惶惑不安。然而，反对克隆的喧嚣声没有抵过科学家的执着追求，伴随着牛、鼠、猪乃至猴这种与人类生物特征最为相近的灵长类动物陆续被克隆成功，人们已经相信，总有一天，科学家会用人类的一个细胞复制出与提供细胞者一模一样的人来，克隆人已经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梦想，而是呼之欲出的现实。目前，已有三个国外组织正式宣布他们将进行克隆人的实验，美国肯塔基大学的扎沃斯教授正在与一位名叫安提诺利的意大利专家合作，计划在两年内克隆出一个人来。

由于克隆人可能带来复杂的后果，一些生物技术发达的国家，现在大都对此采取明令禁止或者严加限制的态度。克林顿说：“通过这种技术来复制人类，是危险的，应该被杜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洪国藩也明确表示反对进行克隆人的研究，而主张把克隆技术和克隆人区别开来。

克隆人，真的如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样可怕吗？

实际上，人们不能接受克隆人实验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阻碍。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遵循着有性繁殖方式，而克隆人却是实验室里的产物，是在人为操纵下制造出来的生命。尤其在西方，“抛弃了上帝，拆离了亚当与夏娃”的克隆，更是遭到了许多宗教组织的反对。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悖于传统的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所有这些，都使得克隆人无法在人类传统伦理道德里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地。但是，正如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所言：“克隆人出现的伦理问题应该正视，但没有理由因此而反对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科技带动人们的观念更新是历史的进步，而以陈旧的观念来束缚科技发展，则是僵化。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等，都曾经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论，而当首位试管婴儿于1978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但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一切了。这表明，在科技发展面前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相反地，它造福了人类。就克隆技术而言，“治疗性克隆”将会在生产移植器官和攻克疾病等方面获得突破，给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如，当你的女儿需要骨髓移植而没有人能为她提供；当你不幸失去5岁的孩子而无法摆脱痛苦；当你想养育自己的孩子又无法生育……也许你就能够体会到克隆的巨大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治疗性克隆的研究和完整克隆人的实验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治疗性克隆所指向的终点就是完整克隆人的出现，如果加以正确的利用，它们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科学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但是，某项科技进步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和应用它，而不能因为暂时不合情理就因噎废食。克隆技术确实可能和原子能技术一样，既能造福人类，也可祸害无穷。但“技术恐惧”的实质，是对错误运用技术的恐惧，而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目前，世界各国对克隆人的态度多有“暧昧”，英国去年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了允许克隆人类早期胚胎的法案，而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也逐渐听到了要求放松对治疗性克隆限制的声音。可以说，哪一个国家首先掌握了克隆人的技术，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拥有了优势和主动，而起步晚的国家可能因此而遭受现在还无法预测的损失。如同当年美国首先掌握了原子能技术，虽然这项技术从一开始便展现着它罪恶的一面，但后来各国又不得不加紧这方面的研究和实验。单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克隆人实验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也是值得探讨的。

至于人们担忧克隆技术一旦成熟，会有用心不良者克隆出千百个“希特勒”，或者克隆出另一个名人来混淆视听，则是对克隆的误解。克隆人被复制的只是遗传特征，而受后天环境里诸多因素影响的思维、性格等社会属性不可能完全一样，即克隆技术无论怎样发展，也只能克隆人的肉体，而不能克隆人的灵魂，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有着年龄上的差距。因此，所谓克隆人并不是人的完全复制，历史人物不会复生，现实人物也不必担心多出一个“自我”来。

绵羊:1996年，多利（Dolly）

猕猴:2000年1月，Tetra，雌性

猪:2000年3月，5只苏格兰PPL小猪；8月，Xena，雌性

牛:2001年，Alpha和Beta，雄性

猫:2001年底，CopyCat（CC），雌性

鼠:2002年

兔:2003年3-4月分别在法国和朝鲜独立地实现；

骡:2003年5月，爱达荷Gem，雄性；6月，犹他先锋，雄性

鹿:2003年，Dewey

马:2003年，Prometea，雌性

狗: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实验队，史纳比

尽管克隆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克隆的成功率还是相当低的：多利出生之前研究人员经历了276次失败的尝试；70只小牛的出生则是在9000次尝试后才获得成功，并且其中的三分之一在幼年时就死了；Prometea也是花费了328次尝试才成功出生。而对于某些物种，例如猫和猩猩，目前还没有成功克隆的报道。而狗的克隆实验，也是经过数百次反覆试验再得来的成果。

多利出生后的年龄检测表明其出生的时候就上了年纪。她6岁的时候就得了一般老年时才得的关节炎。这样的衰老被认为是端粒的磨损造成的。端粒是染色体位于末端的。随着细胞分裂，端粒在复制过程中不断磨损，这通常认为是衰老的一个原因。然而，研究人员在克隆成功牛后却发现它们实际上更年轻。分析它们的端粒表明它们不仅是回到了出生的长度，而且比一般出生时候的端粒更长。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比一般的牛有更长的寿命，但是由于过度生长，它们中的很多都过早夭折了。研究人员相信相关的研究最终可以用来改变人类的寿命。

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

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命科技，要不要尊重伦理学原则，要不要倾听伦理的声音？有关专家针对一些科学狂人在美国秘密克隆人的做法指出——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

我国多家媒体近日转载了国外媒体报道的一条惊人消息：一群受邪教组织操纵的科学狂人，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大漠深处进行着一项克隆人的秘密实验。他们根据英国科学家创造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同样原理，从一个今年2月份夭折的10个月大的美国女婴身上提取细胞制造克隆人。据称，“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将于明年年底诞生。”

消息披露后，克隆技术及其带来的伦理学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如果这一消息属实的话，应当如何看待此事，如何正确地评价和思考这个问题，记者为此走访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部主任、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沈铭贤研究员。

沈教授说：自1997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成功地克隆出“多利”羊后，国外不断有人在名利的驱使下，提出并试图从事克隆人的研究。尽管各国政府明令禁止，但与克隆人有关的报道近两年来不止一次见诸报端。但是，这次速度这么快，又与邪教组织有关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

痛失爱女的父母，希望通过克隆技术使女儿复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科学家借此进行克隆人的实验，就值得讨论了。沈教授认为：即使撇开邪教不谈，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就“克隆人”这一个体而言，他会生活在“我是一个死去的人的复制品” 这样一个阴影中，这对他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按照生命伦理学的观点，科学技术要从长远利益出发，造福整个人类。它必须遵循“行善、不伤害、自主和公正”这四项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多利”羊的克隆成功经过了200多次的失败，出现过畸形或夭折的羊。而克隆人更为复杂，无疑会遇到更多的失败，如果制造出不健康、畸形或短寿的人，将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是人类进化的生物学基础，而那些科学狂人要制造的所谓“不朽的生命”，实际上是同一基因的翻版，这就有可能减少基因的多样性，不利于人类本身的进化。所以，无论从个体、整体，还是从社会进化、生命伦理角度看，都应该坚决反对克隆人的行为。

沈教授指出：现在科学界把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两种。前者是利用胚胎干细胞克隆人体器官，供医学研究、解决器官移植供体不足问题，这是国际科学界和伦理学界都支持的，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用于治疗性克隆的胚胎不能超出妊娠14天这一界限。而对于生殖性克隆，即通常所说的克隆人，由于它在总体上违背了生命伦理原则，所以，科学家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和各国政府也都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即使克隆人真的诞生了，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命科技，要不要尊重伦理学原则，要不要倾听伦理的声音？沈教授指出：现在有些科学家提出，只要科学上有可能做到的，就应该去做。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点。如果技术上我们能制造出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的超级生命，难道也可以去制造吗？一些科学狂人正是打着“科学自由”的旗号，去做一些危害人类的事。因此，我们要警惕现代科学技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另外，也不能把科学自由和伦理道德对立起来。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事实表明，伦理的规范和引导，并没有束缚科学的发展，倾听伦理的声音，有利于科学更健康、顺利地发展。

上海足不出户可以小区走动吗

足不出户指的是不出家门，不要走出家门到楼道、地下车库、露天区域等小区户外空间活动，比如散步运动、聚集攀谈、遛宠物等。居民要拿快递、扔垃圾，可以由小区物业或志愿者上门协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教授王颖介绍，由于奥密克戎本身的传播能力特别强，为了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本轮筛查，对于获得目前上海地区病毒传染的基础数据具有重要的意义。而 “足不出户”可以让封控区域内的居民通过固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减少流动，使获得的数据更加精准；同时也可降低尚未被检测到的无症状感染人群感染其他人的可能性，对于防止疫情散播发挥积极的作用。

郑为之的介绍

郑为之，（1914-1993），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广东省遂溪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物理系。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8年后，任抗大一分校政治科员、山东国民抗敌自卫军政治副主任、东北抗日联军旅政治副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师副政委。建国后，历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驻丹麦大使，驻瑞士大使（1966.08－1969.10），外交部美澳司司长，驻阿根廷、委内瑞拉大使，驻比利时大使兼驻卢森堡大使和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使团体团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2月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86年7月离任。